精神分裂症的科学成因：遗传与环境的交织影响

焦英霞

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

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障碍，以思维混乱、感知异常、情感淡漠和社会功能受损为核心特征，长期以来困扰着医学研究者与公众。关于其成因，科学界早已摒弃“单一因素导致”的认知，形成了“遗传为基础、环境为诱因，二者相互交织作用”的共识。

遗传因素是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核心基础，大量流行病学研究与分子遗传学证据均证实了这一点。家族聚集性研究显示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（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）的患病风险，远高于普通人群；若父母双方均患病，子女患病概率会大幅升高，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患病率。双生子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遗传的主导作用：同卵双生子（基因完全相同）的共病率远高于异卵双生子（基因相似度与普通兄弟姐妹一致），这一显著差异明确指向基因层面的影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精神分裂症并非由单一基因决定的“孟德尔遗传病”，而是一种多基因复杂疾病。目前，研究者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（GWAS）已发现上百个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风险基因，这些基因多与大脑神经递质调节、神经元发育、突触功能等过程相关。例如，DRD2基因与多巴胺受体功能相关，多巴胺系统失衡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病理机制之一；NRGN基因则参与神经元突触的形成与重塑，其变异可能导致大脑信息传递异常。但单个风险基因的作用微弱，通常需要多个基因协同作用，才能显著增加患病风险。

遗传因素决定了个体的“患病易感性”——即携带风险基因的个体，并非一定会患病，是否发病还需依赖环境因素的“触发”。这一“遗传-环境交互作用”模型，是目前解释精神分裂症成因的主流理论。常见的环境风险因素，可分为生命早期、青少年期及成年期三个阶段。

生命早期环境是关键易感窗口。母亲孕期感染（如流感、弓形虫感染）、营养不良、吸烟、饮酒或遭受重大应激，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，增加子女成年后患病风险。研究发现，孕期感染可能通过炎症反应干扰胎儿神经细胞迁移与分化，导致大脑结构发育异常；早产、低出生体重也与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升高相关，这可能与胎儿大脑发育不成熟有关。此外，早期童年创伤（如虐待、忽视、家庭破碎）会改变个体的应激反应机制，导致大脑海马体、杏仁核等情绪调节相关脑区结构异常，进而放大遗传易感性。

青少年期与成年早期，是精神分裂症的高发年龄段，此时的环境应激因素更易触发疾病。重大生活事件（如亲人离世、学业/事业受挫、人际关系破裂）、长期压力、睡眠紊乱等，会激活体内应激轴，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，进一步加剧大脑神经递质系统的失衡。此外，物质滥用（如吸烟、滥用大麻）也是重要诱因，大麻中的四氢大麻酚（THC）会影响多巴胺系统功能，对携带遗传风险基因的个体，可显著增加患病概率。

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，本质上是环境因素通过“表观遗传修饰”影响基因表达，进而改变患病风险。表观遗传是指不改变基因序列，但能调控基因激活或沉默的机制，如DNA甲基化、组蛋白修饰等。例如，童年创伤可能导致DRD2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水平升高，抑制该基因表达，导致多巴胺受体功能异常；孕期感染则可能通过表观遗传调控，影响神经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，埋下疾病隐患。这种修饰不仅会影响个体自身，部分还可能传递给下一代，形成“跨代易感”。

当前，科学界对精神分裂症成因的研究仍在深入，随着脑科学、基因组学与表观遗传学的发展，我们对“遗传-环境交织”机制的理解不断完善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精神分裂症是“疾病”而非“性格缺陷”或“思想问题”，其成因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患者无需承担“患病责任”。

总之，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并非单一，而是遗传易感与环境触发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。理解这一点，既能帮助我们科学看待疾病，减少歧视，也能为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提供更精准的方向，让更多患者获得有效帮助。